李音和纪霖已经注意到陈瑶的行为，但是她们并没有贸然出手阻止她，一句话说出来，在社会上被人听见，被各种媒介，平台，算法去梳理之后，都会变样子。但实际上纪霖和未检的团队，包括公安的李音都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避免走向更为复杂的情况。

另外一边，周正警官经手的案子也有很大的进展，原来模仿小说的小江只是躲起来了，没有去做任何过激的事情，但是一个人跑去另外一个城市也是挺有勇气的。

好在有个战场上回来的抗日老军碰到了饿得惨兮兮的孩子，小江这几天都在听老军人跟他讲过去打仗的事情，一个在新时代出生的孩子在逐渐触碰到历史，他似乎短暂明白了自己现在的苦恼比较起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痛苦的事情，他抽抽嗒嗒地跟老军人将的时候，老军人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江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家人带来巨大的困扰，但他依旧认为希望被听见和理解的动机是没错的。老军人也并不评价，只是听着孩子讲的事情，哭了就递给他纸，饿了就做饭给他吃。老军人最初看到在街上可怜兮兮的小江的时候就报警了。虽然报警，警察也来询问了一些事情，但小江又不想回去，问什么也不说，要不然就在这个时间里一直所以给着错误的信息，如此前期信息反而耽误了时间。

……

陈瑶的播客运营的还可以，很多人一直在听，但是看着留言和各种评论，网络上流传的视频已经把她的很多想法都给改变了，虽然她心里有了些答案，也做出了一些行为，沉默不做回复，陈瑶认为沉默一段时间之后，风会过去。

早前呼叫APP的账号也已经她删号、停更、断联，不是出于放弃，而是她曾真的想过——“也许我退一步，他们会真正去听。”

听她讲的那个十二岁男孩的故事，听那些匿名女孩说起走廊尽头的老师，听那个梦里反复打开同一扇门的她自己。

可她错了，陈瑶一直没有收到李音的回复，她认为给李音发的东西也没有被看见，没有回复，她就在想或者自己应该知道，她错在太高估了“听见”的难度，也错误的判断了“听见”的可能，这个世界，不是听不见，是他们听见之后，会挑着听，选着信，掐着用。

男人说男人的话，女人说女人的话，年轻人说年轻人的话，中年人也说中年人的话，大家各说各话，在一个人“退”了之后，“她们说的话”成了网络名词，而不是原本存在的，令人痛苦的存在。

各种社交账号打着“她们”标签发布内容：有的发“她们说的话×穿搭”、“她们受够了塑身裤，但我们可以换成高腰裙！” ；有的发“她们说的话×节气日历”：“她们也怕冷，立冬要好好穿衣服。”

甚至有AI生成语录网站，输入“冷。暴。力”“作文”“走廊灯”几个关键词，就能随机生成一段“受害式文学文本”。

陈瑶看着这些页面，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层的羞耻感——不是为自己写的句子羞耻，是为那些被相信的片刻羞耻。

我们不是想赢，我们只是想活着，陈瑶在大家发给她的内容里看到过。

现在她突然明白：不是他们不让你活着，是他们要你“活得不打扰”。

她轻轻地把手覆在桌面，闭着眼，像在问一个无处安放的问题：“如果我不该相信他们会听，那我写下那些东西，是为了什么？”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楼下不远处便利店冰柜的机器声。城市还是那个城市，亮着光的窗口，重复的广告，和她小时候一样。

但她再也不是那个会相信“只要讲出来就会好一点”的人了。

她开始意识到一个真相：这世上最锋利的沉默，不是不回应。是回应你，然后慢慢把你拆了。

她是在一个深夜三点，发出那封自白书的，语气克制，甚至可以说温柔：“大家好，我是那个最初收集这些证词的人。最近看到一些平台在二次传播这些内容时，出现了失真、调侃甚至恶搞。我不是指责大家，但我想知道，这样下去……是不是背离了最初我们留这些话的意义？”

她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质问，只是一个曾经写下那句话的人的提醒，想知道那座被继承的“档案馆”，是不是还记得它曾经的沉重，她以为大家看到这样的信息会理解她的意思，陈瑶依然期待世界为她点燃一束光，但对方的回复比她想象的更快，也更凉。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觉得你有点过于执着于控制讲述的方式了。

- 表达不是你一个人的权利。你开启了这场讲述，但它不属于你了。

-我们是在延续声音，而不是守护遗迹。

陈瑶盯着那几行字，指尖发凉。

延续的声音，其实已经不属于她了。

她忽然明白，这不是敌意。

这是重构。

她写下的句子，被搬运、注释、剪辑、编排，被打上 “她们文学” 的标签、被归类、被算法推荐，然后归入大众——不再是她的了。

而她想保留那份初始重量的试图，现在被称为“控制”“干涉”“无病呻吟。”

她合上手机，脑子里回荡着那句话：“它不属于你了。”

但陈瑶也意识到——哪怕她不再写，哪怕她已经交出笔和话筒，她也无法从这场讲述中真正退出。

她曾经写下“我说了”；别人接过来改成“她说了”；现在，他们告诉她：“我们说了”。

陈瑶以为自己写下的是见证；他们剪出来的是语录；平台定义它是IP；大众用它当谈资。

而她自己，只剩一个身份：过时的发起人，她重启了电脑，点开那个名叫“她们说的话”的本地文件夹。

里面是最早保存的137封证词。

还有她为其中几十份写下的注解，边角还贴着当时打算做播客时列的提纲，她一个一个选中，右键，指针悬停在“删除”上，但是真的删除吗？她其实犹豫了。

不是舍不得，是一种极度羞耻的疲惫。

她感觉这些话不再属于她，她也不再配保管它们，她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曾经写下这些东西的举动，像某种情绪胁迫，仿佛在拿自己无法愈合的伤口，绑架所有不愿面对黑暗的人。

她猛地关闭窗口，拉开抽屉，翻出那本写了快两年的日记本。

没有日期，没有亲爱的日记。

第一页就是一行字：“如果有一天我再也说不出口了，请你提醒我，我不是疯了，是这个世界太会装聋。”

她盯着那一页，手一页页翻过去，每一页都是“她曾讲过的她们”的缩影，每一页都像一块不太稳的砖，把她垒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还处在青年时期的孩子总是一腔热血的，但似乎现在看来，这样也并不是这个时代需要的。陈瑶把那本日记丢进垃圾桶，又拿出来，又丢进去，手颤着，又捡了回来，最后她坐在椅子上，眼睛发红，那种情绪，不是哭，也不是崩溃，而是一种说了太久没人真的听，却还不敢完全闭嘴的本能抗拒，最后还带了点未知的委屈。

她又重新打开电脑，点进一个空白文档，标题栏她没写，正文她敲下这样一句话：“你说我不属于这里，那我到底属于哪里？”

陈瑶盯着那句话，想删掉，却舍不得删。因为她知道，那不是她在问别人。那是她在问自己。

那天下午，天很冷，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没有目的地，也没有导航。

只是想走一会，让脚下的实感盖过脑子里翻涌的句子。

她进了一家街角书店。

暖气不太足，书架上灰尘清晰可见，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些过季促销的教辅书和作文选，她随手翻起一本《中学生作文精选》。

第一页印着教育局推荐徽标，目录旁是一段熟悉的主编寄语：“写作文是培养思辨和表达的最好方式。”

她翻得很快，像寻找也像逃避。

直到翻到第67页——一篇标题为《灯下的我》的学生作文，文笔整洁，立意正气，情绪被剪裁得刚刚好。

中间有一句话格外醒目：“那天我害怕走进那间办公室，因为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再问‘你怎么又来了？’ ”

她愣住了，这句话太熟了。

陈瑶记得，是她证词里的原句，那个女生写道：“我不是怕老师，是怕他问‘你怎么又来了’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继续往下翻，什么也没写。版面干净如常，没署名，也没有参考出处，她小心把那一页合上，书页间却飘出一张小纸条，她下意识接住，摊开，是一张用中性笔手写的便签，纸张微皱，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我把我说过的，藏在你还没说的地方。”

她愣了几秒，喉咙里像卡着一颗鹅卵石，那是煽情吗？那是实感，是她熟悉的那种语调—— 不是请人相信，不是喊人声援，只是一个“我也在”的低语。

她小心地将纸条叠好，夹回书页，放回原位，走出书店时，她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个书架。那里堆着一整排印刷体作文集。它们在等着被翻开，也在等着被人悄悄夹进去一句话——那种老师不允许出现在正文里的句子。那晚，她没打开电脑，她只是重新翻出那本日记本，把被揉皱又摊平的扉页压好，没有新标题，也没有章节编号，她只在空白页上，用钢笔写下一行字：“也许我不该相信，他们会真的听。”

她写完这句，停顿了很久，不是没话说，而是她终于明白：这句话本身，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听见。

陈瑶知道，自己写下它，不是为了劝服、控诉、或者博得什么理解，她只是想写出来，把这句心里的话安顿在她能掌握的纸上，就像她小时候生病时，会偷偷把吃不下的药藏在抽屉角落，她知道这样没用，但她也知道——说不出来的东西，藏着比吞下去更好。

她低头继续写：“可那天我在书店翻到那句话的时候，忽然又觉得，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要听。也不是所有人都配听，只要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偷偷听过，就够了。”

她把笔收好，手指轻轻拂过那一页纸，窗外风还在吹，楼道的灯一闪一闪，像个犹豫的路标，她没有再开口念出来，她只是把日记本合上，放在枕边。睡前，她关掉房间的灯，黑暗里没有声音，但她知道—— 那本日记的纸页下面，有一些字，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它们没被看见，也没人鼓掌，但它们确实被写下了，就像有人，在她不知道的地方，悄悄听过她说的那句话。

……

陈瑶的情绪，李音明白，所以她和纪霖邀请了许多人来参加一场讨论会，会议室不大，气压却意外低。

窗帘拉着，只开了一盏黄光老式吊灯，像是点在众人之间的一根警示蜡烛，闪着不甚稳定的光。

一张会议桌围坐着几个人，分别来自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辖区派出所、校方，以及教育局派驻的对此次事件的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