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一开始，气氛就不善，宣传口的副主任先发难：“纪处长，我想先请问一句，您是否意识到您提交的这份报告在舆论中已经成为‘放任学生随意发声’的鼓励信号？”

纪霖没有说话。

另一位政法委员补刀：“我们理解试点机制的探索初衷，但您有没有考虑，这样一个‘允许匿名发言’的制度，会不会为造谣、煽动、过度情绪化表达打开一个灰色口子？”

“报告第五页提到‘表达非暴力行为呈现下降趋势’，”另一位委员翻着文件，“请问你们数据来源如何保证？你们如何界定‘非暴力性表达’？我们可不能凭感受做政策。”

一时间，会议室里话语交叠，发言尖锐，带着掩不住的怀疑与防备。

纪霖终于抬头，平静道：“各位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在承担试点的同时，暴露了表达扩散的风险。但我要补充几点。”

她翻开自己的笔记：“第一，匿名墙内容我们全程有备案留档，90%以上是关于自我压抑、家庭疏离与校园边缘体验，没有涉及鼓动、暴力、集体抗议。”

“第二，我们监测发现，在表达渠道开放后，自残预警词汇在校内社交媒体中的使用频率下降了约18%。尽管数据不能作为因果依据，但这是一个信号。”

“第三，也是我最想讲的——‘说出一句话’不等于煽动，‘表达一个痛苦’也不等于制造矛盾。”

宣传口主任敲了敲桌：“可媒体、公众可不是按你这套逻辑理解的。他们看到的是：孩子跳楼了，舆论说是‘说话的人’害的。”

林之桃终于开口，语气平静：“我理解两边的担忧，也理解纪霖的立场。” 她环顾四周，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悖论：不让孩子说，是压制；让孩子说完了，不想听，是回避；听了，又不想承担后果，是制度失责。”

她指了指文件：“我们不能因为个别事件就一刀切，但也不能无视情绪集体性失控的可能。”

纪霖轻声说：“检察长，我同意控制风险。但对于主任的发言，我要提醒一句——我们是在和真实的情绪打交道，而不是舆论造型。我们的任务不是让他们说‘正确的话’，而是给他们说错一两次还能活下去的空间。”

林之桃看着她，沉默片刻，点了点头。

会议最终没有拍板是否“全国复制”，但留下结论性备忘：

“建议维持试点状态，限期三个月内完成新一轮评估。强调：

1、设立表达行为‘伦理预警红线’；

2、明确学校、家长、司法、平台四方在表达事件中的责任分配；

3、推出‘学生表达支持干预小组’（EIG）体系—检察—心理—学校联动；

4、编写《表达伦理与风险预警手册》作为政策补充材料。”

会议散场后，纪霖没有立刻离开，她收拾文件时，一个年轻助理走过来，低声问：“ 您不怕被当成‘情绪主义代表’吗？”

纪霖顿了顿，说：“怕过。但我现在更怕一个学生站出来说：‘你们说让我说，我说了，你们却说我太吵了。’” 助理不再说话，敬了个礼，离开。

纪霖走出会议室，天色已晚，外头正飘着细细的小雨，像极了那个匿名墙下，孩子们贴上第一张便利贴的日子。

……

李音的邮箱在一周之内收到三封“协同机制建立函”。

第一封是未检办发来的：“建议协助参与‘青少年表达保障机制设计与落地试点’专家小组，内容包括制度草案起草、现场校本协助与长期研究反馈。”

第二封来自市教委：“考虑您长期在校园心理干预中的经验，希望参与‘表达伦理教育模块设计’，以防未来出现‘模仿-失控-再归因’链条。”

第三封来自她原先参与的“青少年表达调研项目”：“此事件在全国范围已引发二次波澜，您的文本分析能力或对‘次生情绪群落’有重要判断价值。”

她没有马上回邮件，而是去找了陈瑶，那天她们在教学楼后侧的阅览室见面，天灰灰的，陈瑶带着耳机坐在窗边。

李音走过去，没有坐，只站着问了一句：“如果我加入制度设计，你觉得该保留什么？”

陈瑶没说话，半晌，她轻声吐出一句：“保留试错的权利。”

李音没再问，点了点头，走了，她知道这句话会成为她整个提案里的轴心。会议讨论进行至第四小时时，教育专家提出：“李老师，您这些机制都很理想，但是否考虑过实际落地时的管理成本？”

李音答：“如果我们每年为校服测量都可以安排三次统一行动，我不认为为一句未成年人想要说完的话设个空间，是负担。”

会议记录员记录下这句话，心里有些认为李音提案具现实理想主义倾向，但实际上部分认同设计内容在学生自我治理层面具启发性。最终草案达成初步共识：进入四所试点中学进行周期为三个月的预实验。李音在会议结束前请求加一条：任何因表达内容本身被处罚、调班、记录为负面行为者，其处置应上报未检系统复核。”

有人轻声道：“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她平静答：“如果我们真想建立机制，那就别留下‘一句话毁一个孩子’的可能性。”

……

草案出台的那天，校广播站播放了市教育台新闻频道的一则简报。“——在本市四所中学试点‘青少年表达机制’，内容包括匿名墙保留制度、安全沉默登记制度、表达后果共担机制等，联合检察、教育、心理三方协作，旨在建立表达与倾听之间的制度型桥梁……”

播放的时候，陈瑶正在图书馆的四层小角落改历史笔记，窗外是运动场的下午阳光，有人在踢球，有人在吵闹，她本来没有在听广播，但那句“表达后果共担机制”像一颗小石子，砸进了她耳朵，她合上笔记本，坐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手机，在新闻简讯页面滑了几下，最终点进一篇未检办通告的节选页。那一行小字被折在段落末尾，没有人特地标红，也没有谁点“热评”。

“表达行为若无明确加害意图，不因他人误解承担惩戒性后果。”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那天晚上，她和林栀在回寝室的楼梯拐角撞上，林栀看见她第一眼就忍不住说：“你知道这几天制度的事情吧？”

陈瑶没有回避，点点头：“听说了。”

林栀的眼睛红了一点，像是刚哭过：“那你不站出来说点什么？”

陈瑶静静看着她：“我说过一次了。”

“那是以前了。”

“我那次说完之后，”她慢慢地说，“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林栀咬着唇，没接话。

陈瑶低声补了一句：“这一次……我想看他们说。不是我要他们听我，而是我要看看他们能不能说下去。”

林栀退开一步，靠在栏杆边：“你还会再写东西吗？”

陈瑶没有马上回答，她只是把手伸进书包，拿出一个旧笔记本，翻到空白的一页，写了一行字： “我写这行字，不打算让谁看见，只是想证明，我还有话想说。”

她合上本子，对林栀轻轻点了点头，“我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