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班又沉默了几秒。
Clara靠近黑板,慢慢写下几个词:
creation(创作)
implication(影响)
consequence(后果)
circulation(传播)
“你说得对。”她终于开口,“但我想提醒你们一件事,‘作者’不只是书写者,还是参与者。你无法控制读者的方向,但你必须意识到:你选择了什么语气、什么节奏、什么结构,这些东西,本身就具备引导性。” 她顿了顿,转身看向全班:“写作不是教人说话,而是教人怎么构造声音。如果你让一个从未拥有话语权的人第一次发声,那你就必须设想,她的声音是不是足够强大,能抵抗一千种扭曲的回响。”
吴倩瑜忽然感到喉咙一紧,她写小说是为了建立结构,让混乱变得有序,让情绪变得可以编排。可她从未想过,这套结构如果落在一个十四岁孩子的手里,会不会变成一种危险的合法化工具。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把写作当成一种“自我完成的路径”。
但这一次,她第一次意识到:有时候你的句子,是别人活下去的最后一根绳子,也可能是被误解成的推手。吴倩瑜低声说了一句:“我们不该假装自己无辜。”
Clara望着她的眼神缓下来,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只说了一句:“那你会写下这件事吗?作为你下一个小说的起点?”
吴倩瑜没有回答,她只是微微摇了摇头,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写作来解决这件事。
吴倩瑜确实尝试写一部新小说。起初她以为只要找到合适的叙述视角和节奏,就可以“再现”那场她在屏幕里见证的表达风暴,把它从情绪中拉出来,交给结构和修辞,再一次完成她擅长的事。
她给文档命名为:《纸听者》创作计划书。
设定简单:一位中国少女在某写作平台上匿名上传小说,结果在校园内部被大量模仿、引用、误解,最终她选择沉默,一位留学海外的中文创作者在网络中偶然发现这一切,并试图追踪、理解与重构这段“表达之后的沉默”。吴倩瑜以“观察者”为主视角,以“纸张”“匿名”“折叠的词句”为意象,尝试写下女孩的心境。
可当她写到第二章时,突然卡住了,吴倩瑜发现自己写不出那个女孩的对白。因为她发现,无论她构建怎样的语言节奏,无论她如何想象“如果我是她”,她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仿佛是在替她说话。
那是一种强烈的不适感,吴倩瑜不是那位女孩。她不知道她在厕所门上贴字条时手有没有抖,她不知道她在家里是否和母亲争吵过,她不知道她的声音被人剪辑成视频时有没有哭。吴倩瑜甚至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于是她开始删除。删完第一章,删完对话,删完旁白,删完写作者本人的反思段落,吴倩瑜试图只留下结构,只留下“框架”,让那个女孩自己出现,可电脑屏幕上是空的。她意识到:她写不了。
不是因为她不够了解现实,而是因为她终于明白了陈瑶沉默的理由:沉默不是放弃,而是抗拒再被叙述一次。写作从来不是只是说“我想讲”,它还意味着“我能承担讲完之后这件事会变成什么”。
可她承担不了,吴倩瑜知道,如果她写了这篇小说,它很可能被赞扬,被传播,被认作是“为沉默者代言”,甚至可能被某家出版社选作“国际视角下的青年表达样本”。
但吴倩瑜写不下去,她怕她写下的每一个词,都比那个女孩自己说的还响。吴倩瑜怕自己的文笔,把一个真实的人变成了“经验的附属”。吴倩瑜还怕,她只是另一个“对她感兴趣,却不真的想听她讲完的人”。
她关掉文档,关掉灯,关掉桌前的台灯,在伦敦凌晨四点的黑暗里坐了很久,她忽然想起导师Clara曾说过一句话:
“Sometimes, the most ethical writing is knowing when to shut up.”
“有时候,最有伦理的写作,是知道什么时候闭嘴。”
她现在终于懂了这句话的意思。
……
吴倩瑜最终什么也没写完。
但Clara在下一堂课上布置了一项作业:“请写一封信,给某个你无法对话的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笔下的角色,是你失联的家人,是一个未必存在的观众。”
吴倩瑜的信,没有署名收件人,她用了手写,她不常手写,从大学开始几乎只用键盘。可这一次她想用纸,因为那位女孩最初使用的就是便利贴,是纸,是笔,是手指握紧时的力量感。那晚她坐在书桌前,铺开一张信纸,写下:
“你好。
我其实不知道你会不会收到这封信。也不确定你现在愿不愿意再看任何别人写给你的字。但我还是想写下来,就算它最后只是存在于某台我自己的电脑里,也好。
我最近读到了很多和你有关的内容。视频、文章、便利贴截图、那些被转发过很多次的“她们说的话”。这些最初的事情,是你发的话题,而我记得在我的话题下看过你的留言。你写的,是一个被压抑的校园。你写了校园。暴。力、家庭。暴。力、冷。暴。力、老师的压制、同龄人的冷眼。你用的多是直接但沉静的句子,你可能不知道,我最初看见这段文字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你真会写。”但现在,我只想对你说:对不起,我那时候太急着称赞你写得好,却忘了你写得是真的痛。
我知道后来很多事情发生了。你被剪辑,被转发,被引用,被代表。甚至有人模仿你、批评你、利用你。你原本只是写出一个问题,却变成了问题本身。我想告诉你,我理解不了你当时的全部感受。但我试着站在我能站的位置上,想象你的恐惧:当你最初写作是为了说话,却发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不像自己时,那是多么陌生和可怕的事。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什么把你推向了某种格式里?节奏、结构、比喻都会让作品更完整,但我没有告诉你,完整有时候会让你失去自己真正想说的那一部分。
我没有打算为这些事辩解。我也不想再打扰你重新沉默的选择。我只是想对你说一声:你写的那些话,我记住了。不是因为它们好,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活着。哪怕你现在不再说了,它们也还在。如果有一天你愿意重新开口,不是为了表达,而是为了把自己讲得更明白一些,我会在你说话时闭嘴,听完,不评论,不总结。如果你永远也不想再开口了,那也没关系。我会记得你曾经讲过。最后,我想把你那句我只是想被尊重还给你。你不是模板。你不是代表谁。你只是你。
WU”
吴倩瑜写完,没有清晰落款,只是轻轻将信折好,夹进她未完成的文档第一页,计划中的那部小说,她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写了。但这封信,也许就是她能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
……
一周后,吴倩瑜试图联系“呼叫APP”的后台,想找回十六岁一枝花的邮箱,但系统提示:账号已注销,数据因隐私保护清空。
吴倩瑜在又发起了一场关于创意写作陪跑项目中未成年参与者责任边界的讨论帖,引发了不少转发和留言。
有学者评论道:“写作训练的本质,是以结构教人表达。但结构往往反过来塑造了情绪。当未成年人表达真实痛苦时,结构是否会无意中帮他们设计出一种‘更好传播的痛苦’?”
有人批评她“在收割他人表达的风口”,也有人私信她说:“谢谢你还记得她不是一个模仿者,而是一个发声者。”
吴倩瑜开始思考一件事:写作,是不是也会成为制造现实的工具?而她,从来不只是记录者,她是那个“无意中打通房间后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