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鸡汤，也不要发言模板。”

“我们请求保留匿名，但希望匿名不被怀疑。”

他们还提出一个新建议——设立“沉默名单”机制。

即：每周允许学生自愿登记“暂不参与公开表达”，不做原因追问，不纳入“异常关注”。

这项提议让校方犹豫很久，最终通过。

因为他们发现，比表达更需要被保护的，是“选择不表达的自由”。

…………

李音被要求为这所学校撰写一份观察报告，供市级未保机制改革研讨使用。

她写了三天三夜。

标题是：《表达之后：青少年语言失衡的再建与□□建议》

其中一段写道：“我们过去认为，青少年的表达是为了让他们被理解。但我们忽略了——他们更想要的是不被误解。表达是暴露，是风险，是一个未成年人将自己交出的一瞬间。而我们给予他们的保护，总是滞后。”

报告末尾，她贴上了一张纸条影印件，那是她在匿名墙下悄悄拾起的：“如果有一天你说的话不再被剪辑、不再被引导、不再被当成象征去消费，那就请你记得回来看一眼我，我在这里等你回来讲一遍‘你原本的意思’。”

落款写着：“C组 / 未能成为表达者的我”

李音看着那行字，很久没动。

那天，她在打印报告封面前，拿出一张空白纸，写了一句话：

“表达不是立场，是一种来得及回头的存在方式。”

她没贴出去，只放进抽屉最底层。

…………

“未检机制进校园，放任匿名墙引导学生集体宣泄情绪，是否在鼓励‘病态化表达’？”

“表达协商小组成员无资格限制，部分学生曾参与争议言论，是否暗中‘扶持校园舆论代表’？”

“这一切，究竟是心理援助，还是情绪操演？”

三天内，有关“未成年人表达机制试点学校”的讨论在网络与地方教育系统内迅速扩散。

起初是本地论坛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孩子们不是社会实验对象》，引用了匿名墙上一些“具有负面情绪导向”的留言，如“我不是想战胜痛苦，我只是想不被迫看见它”，并质疑：“这种表达方式是否在将痛苦常态化、诗意化？”

随后，自媒体账号转发该文并添加了更激烈的标题：

“当青少年开始用‘伤口美学’要求社会理解，是谁把刀递给了他们？”

评论迅速炸锅。

“别把所有青春期的情绪都艺术化。”

“未检介入学校是为了□□，不是放任他们说疯话。”

“写字条就能解决问题？这不是鼓励逃避现实吗？”

更极端的观点写道：

“这些表达，是不是下一个极端事件的预告？”

纪霖在未检组内部会议上接到了问责信号。

会议桌上的文件写着：“建议适时暂停公开表达机制试点，重新评估其社会效应及风险。”

她没有立刻回应，只转头看向李音：“他们不是真的担心孩子说了什么。他们是怕这些话被听得太真。”

李音答：“怕的是如果我们承认他们说得对，那就意味着我们一直做错了。”

……

这天晚上，陈瑶和宋巧燕一起坐在客厅。

电视开着，本地教育新闻正在播座谈会相关的剪辑：镜头一晃而过，定格在某段匿名墙上贴着的字条。

“不是我脆弱，是你们怕我痛。”

随后，主持人语气略带批评地播报：“这一系列话语引发了社会部分家长和教育专家的担忧，担心青少年在‘非理性自由表达’中形成对抗心理，甚至被某些情绪主导的意见领袖误导。”

宋巧燕拿着遥控器顿了顿，看了陈瑶一眼，欲言又止。

“他们是说你吗？”她轻声问。

“说所有‘说过话的人’。”陈瑶答。

宋巧燕没说话，只是把音量调小了些。

“那句字条是你写的吗？”她又问。

“不是。但我懂那意思。”

“可你现在明白了吧……他们不是真的要听你说，他们是要你说得对。”宋巧燕慢慢说，“要你说得好听，说得安抚人心，说得看起来像个懂事的孩子。”

“我知道。”陈瑶语气平静，“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在表达情绪，我们是在陈述事实。”

她顿了一下，看向电视屏幕上那条“情绪安全与表达边界”的字幕条：“你知道他跳楼的前一晚写了什么吗？”

宋巧燕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他只写了五个字：‘我不是那样。’”

“就因为他被说成是‘举报人’。可他不是。”

宋巧燕手握着遥控器的力道重了些，声音带点控制不住的沙哑：“你写了这么多，发了那么多，他们还是这样说你，你不觉得难过吗？”

“难过。”陈瑶坦率地说，“但我也在想，如果我们不写、不说，那他们是不是就会更顺理成章地，继续定义我们？”

“可你这样，也许会出事。”

“我知道。”

“那你还继续吗？”

陈瑶没有立刻回答。

她望着窗外夜色，楼下便利店的招牌灯闪了两下，像是某种迟疑的回应。

“我不确定我还会不会继续写那些字。”她慢慢地说，“但我会试着让自己明白怎么写不会被误解。”

宋巧燕盯着她看了几秒，最终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那你至少记住，不是你每说一句话，都有人能帮你收尾。”

“我不指望有人帮我收。”陈瑶语气坚定，“我只是希望，他们别再随便替我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