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那天下午，雨下得很细，像是不愿太明显的倾斜。

纪霖没立即离开学校。她等着李音过来继续探讨这个事情，因此在教务处借了一间空的辅导办公室。推开门，桌上是残留的心理评估表、茶杯和没盖紧的水笔。

纪霖脱下外套挂在椅背上，没坐，只是站着看窗外。

“你怎么看？”纪霖问。

李音轻声答：“她已经不再是‘表达者’了。”

“那她是什么？”

“是承受了表达后果的未成年人。”

纪霖点点头，“我们总以为，孩子喊出来就好了。”

“可我们没有教他们喊完之后要做什么。”

屋里安静一瞬。

“我刚开始是带着问题来的。”纪霖终于转身，声音克制，“我们从数据里看出这个学校去年匿名心理咨询量激增，还伴随了几个极端行为。你知道的，系统会把这类学校标为‘重点关注区域’。”

“所以你来‘处理风险’？”李音轻笑。

“来试着问一句：是谁在说话，谁在听，谁在害怕。”

李音沉默片刻，说：“我曾以为我在听。”

“现在你觉得不够？”

“我觉得听是最容易的事。最难的，是在别人说错、说偏、说痛苦的时候，你还愿意留在那里听。”

纪霖点头，没有驳斥。

李音又说：“我怕有一天，所有表达都被引导成‘可以发言的范式’，每个‘她们’都要学会在‘正能量结构’里挣扎出一个句点。”

“那你认为学校下一步该怎么做？”

“如果你问我一个公安的建议——我说，‘建立反馈机制，合理引导，规避网络聚合风险’。”

“但如果你问我一个也曾写过纸条的人的建议——我希望他们别再怕写纸条。”

纪霖笑了一声：“咱们可能都已经不配写纸条了。”

“所以我们得教会他们在还配写的时候怎么用。”

两人对视一会儿。

纪霖最后开口：“我们计划让这个学校成为‘未成年人表达环境改进试点’。”

“形式是什么？”

“让学生自己提出他们要的表达结构。”

“你觉得他们提得出来？”

“他们已经提了。”纪霖从包里拿出几张扫描件，是座谈会后匿名投进“反馈箱”的建议：设立可以匿名贴字的墙，老师不看，学生自己管。设置每月一次学生主持的表达时间，由学生自己组织主题。允许在练习册上写废话，不强迫擦掉。希望我们说‘我不想说’的时候，也有人听见。

李音翻着那几张纸，忽然觉得那些笔迹不是软弱，也不是情绪不稳——它们只是太久没被允许存在。

“纪霖。”她忽然问，“你知道吗？我十七岁的时候也写过类似的话，在课本边上。我当时以为那是一种犯罪。”

纪霖看着她，轻声说：“那你现在知道了——不是犯罪，只是未被定义的语言。”

“所以我们来，是为了让它们可以留下。”

李音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

匿名墙，能贴几天？

匿名墙的设立速度比任何人想得都快。

一周后，教学楼三楼走廊尽头，一整面被粉刷干净的灰白墙被设为“学生心声自留地”。

没有摄像头，没有老师值班，只有一个贴在角落的小提示牌：“你可以贴上你想说的话。我们不删，不评判。但请不要伤害他人。请为你的句子负责，就像它是你的一部分。”

一开始没人贴。

第二天，有人贴了：“我不理解，但我想努力理解你。”

第三天是：“我好像快不认识现在的我了。”

第四天是——“对不起，那天我也在现场，我没有说话。”

第五天起，墙开始密密麻麻起来。

便利贴颜色混杂，字迹或乱或整，有的几乎看不清，但那密度本身就像一种生长。

——“我好像不是在学习，是在被要求维持一个合格的样子。”

——“我希望我发呆时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储存自己。”

——“我不是不努力，我只是太累了。”

——“我知道你在看，谢谢你还没走。”

墙下的留言盒里，也开始有人投匿名信。

其中一封只有一句话：“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我要说点真的东西，都有人比我更快地说出‘这不重要’。”

另一封更长：“那天跳楼的男生是我们班的，他不说话的时候坐在最角落，吃饭很快，写字很整齐。他的同桌说他‘密告’的时候，他没有争辩。我想替他说一句——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只是怕麻烦，也怕说出来没用。结果他没说，就走了。”

校方起初想过清理，但被未检组制止了。

纪霖说：“哪怕只有一周的寿命，它也是一次集体性练习。”

…………

很快，年级组推行第二项机制：“学生表达协商小组”。

不是学生会，也不是心理社团，而是各班自选一名代表——不代表全班情绪。

林栀被推了出来。

她一开始不想接，后来是陈瑶在楼道里跟她说了一句话：“你不必代表谁，只要你自己愿意说的时候，说清楚你不是来代表谁的。”

第一场协商会开在图书馆一楼的多功能厅，没有老师发言，只有两个纪检观察员旁听，学生围坐成一圈。

他们在白板上写下：

“我们不是表达队形，我们只是太久没有安全的叙述空间。”

“我们希望允许有不愿表达的人存在。”